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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獨基進主義有兩個基本面向：一、政治上在台灣地位未定 論上創設台灣獨立主權；二、在經濟上採「戒急用忍的經濟民族主義」。經濟民族主義是一個非常爭議性的主義，但對台灣基進台獨來說，卻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元素。

陳水扁被台獨基進份子尊為台灣教父。其主權立場根據陳淞山的說法已經可以確定是「工具性台獨」，不是「目的性台獨」，那麼他的經濟民族主義又如何呢？

國民黨拿回政權後推動文化的「再中國化」，不料台灣人認同反而大幅上升，2008到2012短短5年從43.7%上升到達 53.7%，增幅10.0%，竟比而陳水扁執政期間8年的4.1%大了兩倍半，對這個不可思議的現象，（圖1）獨派人士流行這樣的一個解釋：



馬總統上台後，在經濟上推動「一切靠中國」的戰略，無論快速簽訂了三通，ECFA協議，都加速了中國對台灣經濟磁吸效應，企業更加出走，企業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比例超過5成，產業空洞化，台灣失業率上升，實質平均薪資倒退，2009年40,371元竟比1997年的41,356元還低，於是，民眾對這失敗的傾中經濟政策產生了強烈的「經濟民族主義」性格的反彈，台灣人認同因此快速上升。

全球化擴大後，由於資本流動迅速，貧富分配惡化，經濟民族主義是普遍發生的現象，在台灣，經濟民族主義的對立面被民眾設定為吸納台灣企業的中國。台灣強烈的經濟民族主義轉移了中國人，統一的認同為台灣人，台獨的認同。在集體認同轉移之際，2005後採取激進台獨立場的陳水扁就成了台獨基本教義派民眾的「民族救星」，或台獨教父。基本教義民眾在馬英九上台後，這種對陳水扁的崇拜更加強烈。

其實，假使台灣經濟民族主義是建立在反對產業出走造成台灣產業空洞化上面的話，他們對積極傾中的馬不滿雖也合理，但是他們奉陳水扁為救星教父則是荒唐的。因為台灣產業出走雖然是全球產業分工結構所牽動而難以全面加以逆轉的，但在政策上支持，造成產業爆發性出走的，與其說是2008上台的馬英九不如說是2000上台的陳水扁。

陳水扁上台後，對產業出走中國採取「積極開放」的策略。 其中以開放筆記型電腦到中國設廠最為關鍵，筆記型電腦製造是一個樞紐性產業，一旦到中國設廠，上下游產業鏈全被帶著跟到中國去形成了取代台灣的群聚，造成的效果非常劇烈：

資訊通信產業，從1999年到2001年3年間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比率從23.0%上升到25.9%總共才2.9%但2002馬上躍升判34.3%一年增加了8.5%，將近前三年累積的3倍！到了2004更飛躍到60.7%，2008年已達84.3%極為驚人，因為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比率已經到了極限，等到馬英九上台後反而不再上升！（見圖2）

總體製造業也一樣，1999年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才12.2%，到了2008上升到47.0%，此後馬英九時代雖進一步上升到超過50%但上升幅度已大幅下滑，呈現停滯現象。（見圖2）

產業出走，相對應的自然就是薪水上升的停滯。實質薪資，馬英九的2009年固然倒退到1997的水準，但這停滯趨勢其實是2000年開始的。（圖3）       

實質薪資2000年到2007年在43,311到43,990間起伏，7年間完全零成長！

因此如真的從經濟民族主義的立場出發，造成產業出走，薪資停滯頭號的「罪魁禍首」應該是陳水扁，根本輪不到馬英九來當。

那麼為什麼陳水扁仍然被台獨基進民眾奉為教父？

理由是：

1，陳水扁對財經沒有什麼概念，做為一個律師，中心思想是台北主流努力向上的小布爾喬亞精神，崇奉的是蕭萬長經濟 一切靠中國那一套理念，但畢竟綠營出身，環繞身邊的仍以「綠色」專家學者為多，他們的色彩既讓社會產生了對陳水扁的誤會又形成了在陳水扁政策規劃時的「修正」色彩。

2，2000後陳水扁雖然採取了積極開放政策，但藍仍因政黨惡鬥，硬批為陳水扁鎖國，火力全開，說服了民眾，經濟民族主義群眾的怒氣因此被藍營全面吸收。

3，2006陳水扁不只政治上走上制憲公投正名的冒進路線，經濟上也宣布要從「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改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強化了民眾對其經濟民族主義的誤解。

其實「積極管理，有效開放」只是空洞的口號，其實際效果和有實質政策內涵的「積極開放」根本不能相比，我們從本文的圖2、圖3上也看不出「積極管理」政策改變造成任何的接單和所得上的趨勢逆轉。因此雖然舉扁旗的一群「偽學者」繼續含混其詞地以冒進口號和經濟民族主義欺瞞基本教義大眾訴求擁扁，多數阿扁們也因此信以為真，但看得很清楚仍然有人，例如李登輝、林向愷、?天麟。從經濟面出發，他們對陳水扁的批評用力之重甚至大於對馬英九。最近李登輝出了一本新書＜台灣要到哪裡去＞把這一點講得非常清楚。

【作者林濁水 / 前民進黨立法委員】

新聞來源:
YAHOO新聞